2016年，当“手机吃鸡”战争正在大厂之间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候，一款“盲人吃鸡”也正在进入开发阶段。在“盲人吃鸡”中，玩家会进入一个3D声场，通过声音远近，自主选择方向、组队战斗。

在旁人看来，这款游戏更像是一个摸不着头脑的黑箱。屏幕黑着、跳出速度快到一般人听不出所以然的语音播报，接着玩家在接盘上一顿操作后将耳机摘下，表示游戏已经结束。

与那些集团军作战的编程大军不同的是，“盲人吃鸡”的开发来自于一群真正的盲人程序员——沈广荣。对于这位1996年的广州男孩来说，“盲人吃鸡”只是个人兴趣爱好的一次自我实现，而他真正的工作则是一名专职的无障碍工程师，专门为企业和产品提供无障碍方面的咨询。

有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19年，我国视障群体规模高达1731万，其中有超过23.5%的人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这些数以百万计被视障困扰的年轻人，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是旁人难以想象的，但是更让他们难过的则是在职业发展生涯上的重重困难。

作为一名天生全盲的小孩，沈广荣说，从小周围人都告诉他，“你要好好学按摩，不然长大后就没工作了”。而沈广荣和他的同事们，则都是那群不信邪的孩子。

“为什么我只能做推拿？”

沈广荣说，在自己困难的时候，有人曾经劝他，“你都这样了，很多事情留到下辈子再做吧。”他却回应说，“根本就没有什么下辈子，只有这辈子。”沈广荣决定要去学编程。

而做出不一样的选择，意味着截然不同难度的挑战。在互联网世界本身都处在初级阶段的时期，视障人士学习编程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工作室里的另一个盲人程序员同事刘彪回忆起他初次接触编程的经历，他当年学习C语言的时候，靠的竟是一本借来的《C语言程序设计》——请妈妈和妹妹读教材，再用磁带录下来。靠着录音，自己再通过学习磁带，整理出盲文笔记。

“一个暑假整理了370多页盲文笔记。”

而现在，刘彪自己搭建了一个PC屏幕阅读软件、一个视障资源网站，还做了一个面向方便视障朋友在线交流变成的云端实验室。现在的视障人士学习编程，自然已经不再需要妈妈朗读的磁带了。

在数字化时代里，靠着摸爬滚打的劲儿，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平底锅”，也终于打开了人生更多的可能性。

盲人程序员沈广荣 | 图源：数字原野工作室

这些盲人程序员的故事，来自于数字原野工作室近期出的新书，《有数——普通人的数字生活纪实》。而在这篇故事的开头，作者慧心巧思地写下了这样的标题：

“盲人程序员，在网上‘修盲道’”。

据数字原野工作室介绍，“数字原野”是一个为观察数字社会的长期品牌。它是由一群非虚构写作者、青年学者、科技从业者共同组织的非盈利机构，旨在关注科技进步与社会变迁间的关联，以微观视角记录数字浪潮中的多维群体、记录数字社会的长期变化。

这本《有数》，正是这个新兴数字品牌的“处子作”。

像“盲人修盲道”这样的故事，《有数》里一共收录了三十多个。

而这些故事，无一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抛弃了互联网书籍中常见关于技术革命、产品英雄、互联网理论、商业竞合等复杂的宏大叙事、也不沾染“内卷”、“野心”、“焦虑”等吸睛的大众情绪，反而转而将镜头投向了互联网世界中更微观、更细节的人群——无数普通人和他们的生活。

而这些一个个看似普通的故事，串联在一起，则又变成了一个微小却又庞大的“数字群像”。

如哈尔滨工程大学社会学教授吴素然所言，“《有数》的编排匠心独具，它把几十篇数字故事归入‘上层-底层’、‘都市-县域’、‘亲代-子代’、‘真实-虚拟’、‘中国-外国’五个维度中”。可谓是多而有序、序中有理。

而更显诚意的，则是数字原野团队在横切面上的专业态度。

在《有数》这本书的操作上，数字原野团队没有简单采用普通的采访报道写作，而是转而启用了一批由青年学者、记者进行的田野调查。因此，在作者中，你可以看到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社科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青年教师，也可以看到中山大学、香港大学等知名高校的社会学博士生。

而由于田野调查的特殊属性，在这样的文字里，你可以看到很多鲜活的个人，以及这些故事背后更宽广的时代叙事。它们更像是一个个人的眼睛，在讲述故事的同时，也总希望为读者呈现些什么。

比如书中对外卖员群体的采写《当一个“女博士”决定去送外卖》，就使用了香港某大学博士生周南写论文之余，在深圳送外卖的故事。

周南在其中提到了一个小插曲，自己在商场和工友“眼镜”谈天，“眼镜”给她看儿子过生日的视频，周南便随口套近乎问道“您儿子几岁啦？”

“眼镜”愣了半天，硬是没答上来。

周南后来知道，这个“眼镜”曾经也是个老板，卷入P2P项目风波后，欠下了几十万外债，不得不到收入更高的大城市里来跑外卖赚钱还债。而像“眼镜”这样“负债上岗”、在自己家乡有一定社会资源的骑手，在周南的站点里还有很多，“大概占到三分之一”。

“有在老家斥巨资修建豪宅的；玩比特币失败的…”

深圳华强北，被堵在马路上的骑手 | 图源：《有数》

《有数》中另一个颇有意思的故事，则是关注到了老人地摊背后的二维码。

《老人摆摊卖菜，子女家中收钱》的作者钟瑞是中山大学政务学院的博士生，他发现许多靠地摊等小生意生计的老年人，摊位的二维码，其实都连着子女的手机。

文中提到一段对话，卖枇杷的阿婆希望他能给现金，“虽说我死了之后钱都是要给子女们的，但是自己手上有活钱，平时想买点东西也方便。钱从子女手上接过来又变了味。”

二维码所属权的微妙心理背后，其实是家庭关系的缩影。

在钟瑞看来，目前我国“少子化”的家庭结构，叠加父母辈对小孩的无限责任情感，让家庭的财产分配结果呈现了特殊的“确定性分配”——父母默认，所有资产，迟早有一天都是子女的。钟瑞认为，在“搞不懂手机”的情况下，这种强经济信任和高金钱容忍度，让子女收款成为了很多父母的选择。

除了一眼可见的，由于数字使用能力带来的家庭经济权利的反转。但这背后的影响，同样带有新的结构性色彩的。

比如在过去，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财产归属是不透明的。父母的流水，子女是不清楚的，“到了急需家庭支持的时候，子女才猛然发现父母居然这么能攒钱。”但在电子支付环境下，财产信息的墙被打破，关键代际支持又被化解成了“涓涓细流”。

父母钱包的储蓄能力自然会大大下降。

路边阿婆菜瘫里的付款码 | 图源：《有数》

除了收款码，数字原野团队也看到了一些颇具温情的老人数字世界画面。

在故事《老人手机班里，老师80岁》中，数字原野团队讲述了江苏无锡市某社区里，老人拥抱移动互联网的复杂心态。

在社区里，智能手机教学班是大热课程。但这个看上去“随便找一个路人的都能做的事情”，却很难找到合适的老师。先后找过专业的老师来教，但是效果并不好。因为“社区兴趣团体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在老人群体中，手机用的最好的永远是各个社团的“队长”——在社群越是处于核心位置，对手机的熟悉程度越高。

而80多岁的姚洪斌老师则在自己的社区里创办了一个手机教学班，他曾是江南大学教电脑课的退休教师。据说在他的手机班里，第一节课是教老人们Wi-Fi的念法。

无锡太湖花园的社区课堂 | 图源：《有数》

正如前述，《有数》这本书里有太多充满烟火气的故事。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那些抓住时代机遇的赢家：一个名叫陈星的安徽退伍老兵，如何通过铺设无感支付停车场，而实现了财通富自由；在尼日利亚卖房的水哥，借助企业微信搭建了一整套现代互联网组织架构……

你可以看到那些逐梦青年：一个名叫莲羊的青年艺术家，如何通过新的场景语言等合作，将古老的岩彩艺术变成《王者荣耀》最受欢迎的“杨玉环”皮肤；一群从校园O2O开始，连续创业五年的年轻人，现在正在做QQ小程序的交友社区……

你也可以看到那些负重前行者：在小镇做心理咨询师的舒怀、薇薇，通过互联网链接无数有问心理问题的年轻人；深圳网格员欧梦婕，手持PDA手机，一个人管理672户出租屋家庭……

你也可以看到那些充满生活美学的数字瞬间：在微信群里对山歌的白族村民，在朋友圈里做菜、酷爱川菜的英国美食作家扶霞……

当然，你也可以看到那些彷徨的人：不知道如何与手机争夺小孩的父母，不知道何时还清贷款的卡车司机……

或许正如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邱泽奇说，“读者可以把《有数》当着是疫情中凸显的数字生活多维度、多场景、多时空快照，每个人或许都能从快照中找到自己的影像，或自己曾经或正在目睹的数字社会现象。”

认同与其说这本书里讲述的是数字化的个人生活，不如说，这里记录的是数字化背景下人们本来的生活。相比于汗牛充栋的互联网枭雄传记，它更像是一部展示时代侧影的“当下史”。

在本书的“后记”里，《有数》团队写道：

“在数字化重构的世界中，我们失去了对于具体的人的‘实感’……而我们最终将‘中国的数字化变革如何发生’这道复杂题目的回答，落到了个体身上，准确来说是每一个参与数字生活的普通个体。”

这大概就是《有数》这本书的初衷，用“涓滴汇流”的方式，回答壮观的数字变革时代。

固定链接 '一群青年学者，写了一本反套路的“中国互联网史”' 提交: April 8, 2022, 5:31pm CST